近日，以徐玉玉事件为导火索，多起电信诈骗案接连遭到媒体曝光，一时之间使社会对于电信诈骗的关注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追究起背后的责任时，与电信服务直接相关的三大运营商成了众矢之的。

　　当人们群情激愤地声讨时，却忘了思考运营商在电信诈骗案件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电信诈骗的高端技术支持

　　当一个问题被人看到时，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资料显示，电信诈骗在内地的发展蔓延应回溯到2000年，16年以来其严重程度不断加深。

　　数据显示，从2011至2015年的5年间，电信诈骗发案量的年均增长率竟然高达50%以上。其中单是2015年记录在案的经济损失就达到了222亿元，全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竟达4.38亿。

　　事实上，电信诈骗的泛滥与这些年迅速发展的技术和网络密切相关。虽然人们印象中的诈骗犯都操着一口方言浓重的普通话，通过电话实施犯罪，一点也不高级，但近年来这些看似“低级”的犯罪手段却让越来越多的人中招。这背后离不开高端技术的支持。

　　现在，令许多人感到恐怖的是电信诈骗的“精准定位”，这背后反映的是网络发达的“信息时代”中个人隐私泄露严重的问题。诈骗犯可能通过黑客手段或者购买手段从网络数据库中获取精确的个人信息。

　　另外，很多诈骗分子有一套专业的行骗设备——“伪基站”。利用伪基站，可以假冒运营商、银行、航空公司等公共服务机构、甚至他人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发送诈骗和推销的短信，除了诱导人们受骗外，还能窃取身份证和电话等隐私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诈骗分子用改号软件修改手机用户的来电显示，将诈骗号伪装成正常号码，从而令人掉以轻心。

　　有分析人士指出，诈骗分子的技术支持来源于一种“地下工程师”，他们为诈骗设备提供技术创新，相当于诈骗集团的“军火库”，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挖出来过。诈骗团伙因此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运营商采取的措施

　　谈及运营商在与电信诈骗的对抗中能做些什么，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实名制，并且责备运营商实名制的工作没做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今年5月，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下达硬性指标，要求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各企业的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达到100%。

　　据媒体近期报道，目前全国电话用户的实名率已经达到了90%，有1亿未实名用户被停机。由此可见，运营商实名制的工作做到位了，那么为何电信诈骗案件的数量却依然居高不下呢？

　　其实这个问题挺好理解。实名制作为一条死规定最多只能保证运营商发售出去的所有号卡是“有主”的，但是并不能确定号卡的使用者与挂名的“主”是同一个人，这就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日前有媒体报道，诈骗分子可以通过许多渠道获得实名的号卡。例如，在穷困地区用极低的成本就能让一个穷苦农民去办好三大运营商的实名号卡并交到他们手中；又如二手身份证市场给诈骗分子提供了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实名卡的机会。

　　可见，运营商的实名制做得再好，也无法有效地减少电信诈骗犯案的数量，只是给诈骗分子的行骗之路略微增加了一些成本而已。

　　实际上，运营商在整个社会对抗电信诈骗的作战中只是众多角色的其中一个。近日许多媒体将矛头指向三大运营商，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于事无补。

　　对抗电信诈骗需系统作战

　　电信诈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背后的症结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思索清楚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电信诈骗是一个系统问题，其解决也需要社会整体的系统作战。

　　日前，在粤人大代表约谈公安、电信和银行部门，希望形成协同作战。然而此前电信诈骗猖獗的情况下，公安和银行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

　　连续几年，不断有媒体报道电信诈骗的破案率不到3%、不到1%，赃款追回率不到5%……这意味着诈骗分子得手后承担的被抓风险很小，所以诈骗就成了一本万利的勾当。因此，公安必须恢复对诈骗分子的威慑力，形成快速有效地破案体系。

　　银行方面，分析人士称诸如跨城、跨行、跨境的实时到账服务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诈骗分子转移赃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导致受害人的损失往往难以追回。银行在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时，究竟该如何放置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需要更慎重。

　　事实上，在“信息时代”对抗电信诈骗的作战可以理解为一场“信息战”。由于隐私泄露导致诈骗分子和所有潜在受害群众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无论是公安、银行、运营商还是受害者本人，都应运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渠道增加诈骗分子获取信息的成本。

　　目前网络上甚至有一种观点，称官方部门应该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共享诈骗分子的电话等信息的数据库。其实这看起来不失为一种减少诈骗分子信息获取成本的好方法。并且，这正体现了“系统作战”的观念。

　　一个社会问题的形成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失职导致的，也不是哪一个部门单独采取行动就能解决的。当舆论由一味苛责运营商转变为冷静的思考，电信诈骗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